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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評丨中國電影票房9年來首次“負增長”:強弩之末還是轉型之機?

作者:admin 發布日期:2019/6/30 關注次數: 二維碼分享



據最新統計結果顯示,2019年1-5月中國電影分賬票房(不含服務費)和觀影人次的同比增速均為負,出現2011年后的首次下降,其中,分賬票房(不含服務費)累計249.41億元,同比降幅達6.35%。

對于中國電影而言,這次不期而至的“負增長”,顯得過于猝不及防。畢竟,過去的整整九年里,萬千寵愛于一身的它,早已習慣了各路資本炙熱的目光,習慣了市場增速爆炸式的高光,習慣了“年度票房六百億”“單月票房過百億”和“單日票房13億”的榮光。

仿佛屬于它的,就該是默認的、持久的興隆昌盛,就該是把打破紀錄和創造奇跡視作探囊取物的尋常。

沒有人能夠永遠馬不停蹄地狂奔,沒有人能一路以加速度前行卻不用經歷節奏調整,偶爾放慢腳步,也未必就是末日和萬劫不復的沉淪。

關鍵在于,要想清楚下降的原因,要揭開數據所表達的內容、所隱含的律動,以及它所傳遞出的,可以參照、可以反思、可以修正、可以引以為鑒的深層信息。


作為過去時的紅利期

第一個問題在于,過去九年,電影產業超高頻上揚的動因何在,而這個動因,在當下,為什么會難于為繼?

當然,趕上了中國經濟快速增長甚至是過熱增長的春風,沒有誰不是借力和得利于時代。電影票房,也無非是“持續擴大內需”的一個部分,只不過,相比于一些宏觀而抽象的名目(比如“進出口總額”、“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”),它似乎更貼近我們的日常生活娛樂,更易于被談論、關注和感知,相比于另一些更讓人焦慮和恐懼的泡沫(比如房地產),它似乎也更讓人快樂和沒有負擔。

這種聯動性,決定了一榮俱榮,也完全可能導出一損俱損。

首當其沖的,就是“城鎮化”的趨于飽和:大城市的對外輻射和擴張、小城市乃至小城鎮的現代化設施改造,是一個和中國電影的發展齊頭并進的互文過程——前者意味著,每增加幾個新的住宅板塊,就要配上一個shopping mall,而眾所周知,現代商務綜合體里的必備功能區,除了購物和餐飲,就是電影院;后者則是典型的“院線下沉”,讓那些之前沒有電影院的地方也建起了電影院,甚至,以“建起電影院”作為邁入時尚生活的標桿符號——而這個過程,在上一個九年里,其實完成得差不多了。

擴張總有擴無可擴的一天,下沉總有沉到了最底的一天,就像很多人指出的那樣,中國電影的這一輪增長,最本質的東西,只不過是銀幕數的增長,那么,總有一個時刻,能建上銀幕的地方,都已經建上了銀幕。

當所有的增量都變成了常量,你去哪里尋找新的增量?

更大的可能反而是,一旦失去增量的興奮點,常量就成了變量——全國六萬塊以上的銀幕,大量閑置和空場放映,幾乎不可避免。

另一個瓶頸,來自于移動互聯時代里屢試不爽的、我們都曾反復受益過的陽謀:賠本賺吆喝的市場圈地。

也許大家都聽過一個詞叫“票補”,這個極具中國特色的概念,內核也無非就是“我幫你付一部分錢,從而吸引你來我這里花錢”,它和滴滴、美團、拼多多、共享單車、瑞幸咖啡所做過或正在做的事情,別無二致。

第一部啟用“票補”戰略的電影是2014暑期檔的《變形金剛4》,最終,它成為當年內地票房冠軍。“低價”對于中國消費者的吸引力,根本不用懷疑。一年后,貓眼、淘票票等在線大平臺的年度票補數值就已經到達10億元以上。許多院線也隨之跟上,主動參與了這場互聯網游戲。就連制作方,也逐漸默認要把投資預算的一部分,專門用于“貼錢促銷”,2017年票補總額里,來自片方的比例,開始占到60%。

這種玩法,給我們帶來了大量“8.8元低價看電影”的機會,但這種玩法本身無異于飲鴆止渴,是畸形的,也是不可持續的。

到2018年底,總局出手電影管理新政,票補正式取消,接下來,報復式反噬開啟:19年賀歲檔院線齊齊漲價,網友們已經開始調侃要失去“電影自由”,而兩個月前《復仇者聯盟4》動輒高達三四百元的預售票,大家或許還記憶猶新。享受過廉價午餐的人,要重新建立奢侈消費的習慣,這份心理建設,就不是一朝一夕的了。

此外還必須承認的是,我們生活在娛樂形態過于多元化的今天,對電影的熱愛,無時無刻不在遭遇著其它娛樂終端的干擾、分流和侵奪,“看什么電影?是抖音不好刷、網綜不好看還是手游不好玩?”這樣的自嘲式天問固然還帶有幾分玩笑意味,但當代人最熟悉、最適應、最愿意采用的文化信息接收方式——碎片、短體量、互動性、即時反饋、多線程作業,其實都與電影藝術“燈光全息、手機調至靜音的封閉空間內兩個小時左右的全身心沉浸”要求背道而馳。

更不要說那些在之前的票房神話里被掩藏、被忽略了的先天不足,那些被酷炫的成績單沖昏頭腦后想當然就無視了的漏洞和隱患:3D、IMAX、巨幕、4K超高清等純技術層面的噱頭所引起的盲目追捧——“進了影院不知看哪部電影、那就選名字后面掛著3D的那部”——以及這種追捧的迅速落潮。不知還有多少人記得三年前那部“全世界都是2D版本,唯獨特供中國內地3D”的《諜影重重5》,以及它留下的“摘掉眼鏡是諜影,戴上眼鏡是諜影重重”的著名笑話。

越來越不可控的政策風險,千呼萬喚不出來的內容分級制,今年頻頻發生的臨時撤檔鬧劇,對投資者和觀看者積極性的雙重打擊。

觸目驚心的兩極分化,食物鏈頂端的贏家通吃下,是一將功成萬骨枯的、大量粗制濫造的炮灰:以2017年為例,《戰狼2》豪取56.78億票房,可在排行榜末尾,喜劇片《村長相聲哥》(還是李金斗主演,卡司還不算太爛)總票房1205元,歌舞片《我的舞林江湖》總票房550元,動畫片《嘻哈英雄》總票房255元,累計觀眾6人。

作為將來時的冷靜期

由此可見,“蛋糕做大了”,只不過是被端到桌面上的一個可見結果。

至于是用什么材料做大的、用什么技藝做大的,這背后,完全可能是由一套讓人生疑的邏輯在催化和支撐。或者說,蛋糕做大了只是因為“更多人吃上蛋糕了”、“以前沒有吃蛋糕習慣的人學會吃蛋糕了”,只是因為“以前買不到蛋糕的人有機會買到蛋糕了”、“以前買不起蛋糕的人能夠買得起蛋糕了”。而不是因為“以前就一直在吃蛋糕的人,變得越來越喜歡吃蛋糕了”。

這句話需要的,就不僅僅是“蛋糕做大了”,而是“蛋糕做好了”。

逆推這九年,開篇剛好是2010賀歲檔的《阿凡達》,那時候大部分中國人對于電影的理解,依然在于“奇觀性”——看得好爽,就像1998年影響了幾代人的《泰坦尼克號》,1995年開啟了進口分賬大片成功序幕的《真實的謊言》。過去九年的繁榮,確切無疑地養肥了整個行業,但同時,它還確切無疑地訓練了觀眾。

九年過去,一代從小經歷過歐美日韓電影洗禮的、閱片量遠超父輩的年輕觀眾,開始成長為市場主體,大眾的審美基準線也被拉到了新的維度上。脫離戲劇體驗和情感體驗的視覺性,早已經不是收智商稅的萬能藥方,與之相反,越來越多人開始主動地介入到影片思想性和故事性的討論與研判中,無論是豆瓣上的參與評分,還是朋友圈的主動推介:從《大圣歸來》到《紅海行動》到《我不是藥神》,都是起初市場品相并不看好,經過普通網友的“眾籌式口碑發酵”,最終逆勢上行的典范。

這說明什么?說明中國的電影土壤依然擺在那里,中國人的電影需求、電影判斷力依然擺在那里。只不過,它不再依賴于雞血和狗血,而在呼喚一種更加健康的模式。從這個標準上看,我們前面分析的所有原因都是外部的,內在的斷裂則應該表述為:中國電影在內容上的火候、段位、能力、口碑,依然沒有與它在經濟上的攻城略地形成表里如一的匹配。

既然如此,與其急著扔出“衰退”這種過于武斷的判詞,先把這次的下降定義為“冷卻”,好像顯得更加客觀與理性,至少是,更加中性。虛火過盛的、臆癥式的高熱跟前,“跑一場流量+搞一個ip+占一天微博熱搜就能快速掙錢”的盲目跟前,“冷卻”真不一定是壞事,因為,它能夠導出“冷靜”。

別忘了,之前的輝煌期,其實,也是從冷靜里萌發的。

正是成功地從《英雄》《十面埋伏》《滿城盡帶黃金甲》《無極》《夜宴》《墨攻》《天地英雄》的“古裝大片階段”降火降熱,冷靜到了《失戀33天》《人在囧途之泰囧》《致我們終將逝去的青春》《中國合伙人》《北京遇上西雅圖》的“中等成本類型片階段”,2010-2012年間,中國電影才為自己找到了一個恰切的發展形態,之后的九年,我們才會走得如此業績斐然。

如果說,那是一次投資形態和制作形態上的理性化。那么如今,我們能否把“負增長”看作一個機會,進入一次產業形態和內容形態上的理性化呢?

畢竟,不管正增長還是負增長,飛升還是落潮,對于電影人來說,踏踏實實地編寫和敘述故事、勤勤懇懇地磨練和運用技術、認認真真地思索和討論道理,這才是永遠正確的事情。用一個流行的政治學術語來形容:中國電影接下來需要的,是一場“新常態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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